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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情浪漫式的精神突围与“易卜生主义”——曹禺批判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探源
信息来源:??发布日期:2018-10-11 16:55:29??浏览次数:次??文字大小:
  内容提要:
  青年曹禺之所以走上批判现实主义悲剧的创作之路,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的是作者面对丑恶的现实生活产生了强烈的批判情绪以及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渴望;第二个方面,他的创作受到“五四运动”前后所倡导的写实主义(即胡适提倡的“易卜生主义”)精神的影响;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也就是作者青少年时代由于孤寂、焦灼、惶恐、迷茫所形成的特殊性格与气质,深深地影响着作家戏剧创作的审美取向。一个作家青少年时期个体的特有的生活状态与境况,极有可能决定他未来的创作之路。
  关键词: 悲情? 浪漫? 精神突围? 易卜生主义
  曹禺23岁时创作出了惊世之作《雷雨》。继而,一发而不可收,这位年轻人连续写出《日出》、《原野》、《北京人》等悲剧作品。从《雷雨》到《北京人》等剧作的完成,不到10年的时间。在这近十年之中,曹禺的创作的激情就像火山一样烈焰滚滚,涌动着、喷发着,呼啸于天地之间。
  曹禺,是公认的严肃的现实主义作家,他的创作建构出一个民族一个社会风云际会、灾难深重的历史镜像。他的作品极为犀利而深刻,剖析着专制制度的冷漠与残酷、社会生活的污浊与黑暗、人性的扭曲与变异、文化的僵化与腐朽。
  一
  曹禺悲剧作品的产生,一方面固然来自作家对社会生活本身的认知;但在这种认知中,存在着可我们不能忽视的作家个人的心理、气质与人格修养等个性特征。 “性格决定命运”,当年,曹禺的独特性格的形成也就给了年轻曹禺走上批判现实主义悲剧创作道路的可能性。
  青少年时代的曹禺忧郁、孤独性格形成的原因应该是多种因素复合而成的。
  由于家庭的变故和父亲脾气的暴戾,由此而产生了孤寂、愤懑、焦虑的心理。曹禺的父亲万德尊先生先后娶过三个妻子。第一个妻子生了一男一女便去世了。第二个妻子便是曹禺的亲生母亲,可生了曹禺之后得产褥热不治而亡,随即便娶了第三个妻子,即曹禺的姨母。
  曹禺曾说:“我从小失去了自己的母亲,心灵上是十分孤单而寂寞的”,“我少年时候,生活上一点不苦,但感情上是寂寞的,甚至非常痛苦的,没有母亲,没有亲戚,身边没有一个可以交谈的人,家里是一口死井,实在闷得不得了”。 [1]加上父亲是一个军人出生的官僚,自命清高,脾气很坏,整夜抽着大烟,整个家庭毫无生机可言。
  “沉寂得像座坟墓,十分可怕”的家[2],加上后来姐姐的离世,这一切给年少的曹禺以心灵上的重创,由此形成一种挥之不去的孤寂与焦虑的心理阴影。
  社会生活环境的影响,尤其是自己亲眼目睹的现实生活给他以强烈的心理冲击,导致一种悲天悯人、愤世嫉俗情怀的产生。
  年少时,曹禺家有个保姆叫段妈,经常给他讲起农村的事情来。段妈的丈夫死了,婆婆上吊自尽了,她自己的孩子浑身长疮,硬是给疼死了。在农村,穷人受罪、财主霸道。是段妈使曹禺“知道了这世界上还分‘穷人’与‘富人’,‘恶人’怎样任意宰割‘好人’。”[3]
  曹禺八九岁时,曾亲眼见到一个军法官下令用皮鞭抽打农民的情景,那皮开肉绽的惨状令人目不忍睹。
  曹禺在念南开中学的时候,亲眼看见大批无家可归的农民流入天津,沿街乞讨。当时河南、河北一代的农村连年内战、水旱灾荒,再加上苛捐杂税,逼得农民无法生存,只得背井离乡。尤其在寒冷的冬天,漆黑的深夜,那凄惨的叫卖声“谁买孩子喽?......谁买孩子喽?……”深深地刺痛了曹禺的心。[4]
  曹禺在清华大学念书时,有一次冒险旅行,时间约为1931年或者1932年。先是到五台山,而五台山之行,让曹禺看到了妓院。“那些妓女是被圈起来的,她们的脸从洞口露出,招徕嫖客……最低级的就是整天接客,不到几个月就会死去”。[5]
  同时,曹禺居住地附近进出教堂的人们在苦难的岁月里所作的虔诚祈祷,以及海河两岸传来的教堂里沉闷的钟声也深深震撼着这位年轻人的心灵,在迷茫中的他,于是发出“人为什么活着?”的沉痛询问。
  二
  曹禺对文学作品的阅读、接受、内化,包括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使其更深层次地了解和理解了人生与人性。
  他在《和剧作家们谈谈读书和写作》一文中谈到中国古典文学对自己的影响时说:“回想起来,我年轻读书时最受影响的是曹雪芹的小说《红楼梦》”。他认为,一本好书要反复读,才能吸收成为自己的东西,才能感受到它的艺术魅力和懂得它的艺术生命力之所在。在读《红楼梦》时,他非常注重研究王熙凤,认为这个人物多么毒辣、阴险、可恨,但有活泼、可爱、讨人喜欢的一面。并告诉大家说,对《红楼梦》的研读跟他后来写的剧本也与一些联系。
  我看曹禺读书是有所选择或有所侧重的,那些与自己心灵契合的东西就会念念不舍,反复咀嚼。尤其在他他谈到对中国古典诗词的阅读时,对古诗十九首中的“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很有同感,对李煜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非常欣赏,对辛弃疾的“少年不知愁滋味,爱上层楼”觉得很有味道。古典文学作品中的一个“愁”字,勾起了曹禺心中所沉积的苦闷与忧愁、焦虑与不安,他的悲情决定了他的忧思,决定了他用悲剧作品来探索人生意义的一种独特的人生走向。
  曹禺年轻时如饥似渴地阅读中国的古典文学以及选读儒家和道家的作品,从某种意义上讲,他是中国传统文化浸润出的一位天才的戏剧作家。
  对西方的文学,曹禺爱莫泊桑、狄更斯、托尔斯泰、巴尔扎克、屠格涅夫和哈代,他更爱西欧的近代戏剧之父易卜生以及英国的剧作家莎士比亚。他认为,外国剧作家对他创作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易卜生。曹禺情不自禁地赞美易卜生,认为他读书颇多,把莎士比亚的剧本读透了。曹禺历数了易卜生在创作方面写过诗剧、史剧,还写过现实主义和象征主义的剧作,认为易卜生对后世的剧作家和文学流派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曹禺对莎士比亚的评价可以说是达到了一种极致,认为莎剧“博大精深,宇宙有多神奇,它就有多神奇”;曹禺说:“我从易卜生的作品中学到了许多写作的方法,而莎士比亚的变异复杂的人性,精妙的结构,充沛的人道精神,浩瀚的想象力,是任何天才不能比拟的”。
  可以这样说,对西方文学的借鉴,尤其是对易卜生、莎士比亚的悲剧作品的阅读极大地影响了曹禺的创作,曹禺人道主义悲情的产生以及他的诗化现实主义悲剧风格的形成,与之是不可分离的。
  三
  我们由此而知,苦闷的家庭、扰攘的社会与东西方的文化熏陶,使曹禺形成了独特的性格与气质,而这种性格与气质是会深深地影响其一生的创作的。
  1926年9月12日,17岁的曹禺在天津《庸报?玄背》第6期发表了小说《今宵酒醒何处》,这是他第一次使用笔名“曹禺”。这篇小说讲述的是一对年轻人夏震与梅璇的爱情故事。曹禺曾经回忆说:“我在《玄背》上发表的那篇小说……是受郁达夫《沉沦》的影响,有一段写的很感伤,就是学《沉沦》,是那么一种感伤的调子。在我所接触的新文学中,我觉得郁达夫的情调同我的忧郁的性情特别的接近,他的小说格外能引起我的共鸣。”[6]可见,曹禺的忧郁性格已经开始影响并决定了他的文学创作的情感基调和审美取向。
  这样的事情在古今中外文学史上不乏其例。
  出生于奥地利的卡夫卡,其父亲脾气粗暴,对卡夫卡实行一种暴君似的家长管制,他的整个一生都生活在父亲的阴影下,加上两个弟弟的夭折和母亲的抑郁,导致卡夫卡形成了孤僻忧郁、内向悲观的心理与性格。同时,他受到存在主义哲学和中国老庄哲学的影响,因此,他所写的都是生活在充满矛盾、扭曲变形的世界里的下层小人物,这些人惶恐、孤独、迷惘、变异,他们缺少反抗的意志,缺少寻找出路的勇气。卡夫卡所创作的一系列作品,比如《审判》、《甲壳虫》、《城堡》等不能不说是卡夫卡个人的生命状态的刻画和写照。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鲁迅,我们从他的《呐喊?自序》可以了解到,家庭的变故深刻地影响着弱小的鲁迅,使他过早地体验到人情冷暖、世态炎凉。鲁迅说:“有水从小康人家坠入困境的么,我以为在这途中,大概可以看出世人的真面目”。他才决心“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7]这便是年轻的鲁迅在经受了人世间少有的冷漠之后的一种理想抉择。然后,在残酷的现实面前,鲁迅感到苦闷、压抑,他认为要改造国民的劣根性的第一要着就属文艺了,于是他弃医从文,拿起那支如椽大笔与这个世界进行不可调和的战斗。鲁迅把自己的人生体验与整个社会生活结合起来,把个人的忧愁、苦闷、彷徨乃至呐喊同中华民族的命运结合起来,他把目光集中在社会底层的人们,描写出他们悲苦的生活与命运,探索社会与人生的一种出路。
  笔者认为,曹禺的剧作同样是伴随一种 “孤愤”情绪和““浪漫”的理想而产生的。他的剧作对现实展开了严肃而深刻的批判,并在批判的基础上探讨人类生存困境的突围。同时,也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曹禺自我心灵的抒发,是他个人孤独、忧郁、焦灼情感的宣泄,是他将自己个人的不幸与社会的不幸融汇在一起,将自己所憧憬的美好理想与严酷的社会现实冲突架构在一起,才叠合成了一种宏阔而深沉的悲剧意象。
  四
  曹禺在艺术创作方面没有过多的理论阐述,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但这也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研究的空间。如前所述,挪威的戏剧作家易卜生对他的影响是相当大的。
  关于易卜生,胡适在他的《易卜生主义》(该文发表于《新青年》杂志1918年第四卷第六号“易卜生号”上)一文中做过介绍与说明,他认为:“易卜生早年和晚年的着作虽不能全说是写实主义,但我们看他极盛时期的着作,尽可以说,易卜生的文学,易卜生的人生观,只是一个写实主义。”并借对易卜生的推介,表达了自己的文学的观念,倡导“人的文学”和“活的文学”。
  在胡适看来,易卜生的文学提倡人性的解放,反对一切禁锢戕害人性的观念,他认为:“易卜生的戏剧中,有一条极显而易见的学说,是说社会与个人互相损害;社会最爱专制,往往用强力摧折个人的个性,压制个人自由独立的精神;等到个人的个性都消灭了,等到自由独立的精神都完了,社会自身也没有生气了,也不会进步了。”
  同时,胡适主张应该像易卜生那样,文学是写实的,文学家应该正视社会现实。他说:
  “人生的大病根在于不肯睁开眼睛来看世间的真实现状。明明是男盗女娼的社会,我们偏说是圣贤礼义之邦;明明是赃官污吏的政治,我们偏要歌功颂德;明明是不可救药的大病,我们偏要说一点病都没有!却不知道,若要病好,须先认有病;若要政治好,须先认现今的政治实在不好;若要改良社会,须先知道现今的社会实是男盗女娼的社会!易卜生的长处,只在他肯说老实话,只在他能把社会种种腐败龌龊的实在情形写出来,叫大家仔细看。他并不是爱说社会的坏处,他只是不得不说。”
  胡适所说的“易卜生主义”从创作手法上看就是写实或者说是现实主义,从内容上看就是反传统反专制以及提倡个性自由。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在西方尤其是欧洲,写实主义(或曰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或曰文学流派)已经式微,现代主义兴起,即使被《新青年》所推崇的易卜生,他的创作方法也经历过多种变化,从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再到象征主义。“当‘五四’前后《新青年》派向国人译介外国戏剧时,世界剧坛早已失去19世纪末现实主义独领风骚的大一统格局,裂变出象征主义、表现主义、未来主义等诸多新的思潮和流派”,而在中国,易卜生的写实主义却如此的受到欢迎呢?并且影响那么深远呢?因为当时的中国“直面数千年封建制度和封建礼教的‘治绩’,先驱者深切地认识到,首先和重要的启蒙,就是要无情地揭示现实黑暗以警世醒民,批判国民性的愚昧落后以救出自我,如此才能真正地改造国民、变革社会。”[8]曹禺的剧作着眼于对现实的批判,忠实地恪守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他的剧作同样担负起了一种历史使命。对国民的启蒙,根除国民的劣根性,是那一代觉醒了的知识分子义不容辞的责任,他也曾说:“我念起人类是怎样可怜的动物,带着踌躇满志的心情,仿佛自己来主宰自己的命运……生活在狭的笼里而洋洋地骄傲着,以为是徜徉在自由的天地里。”[9]由此可见,曹禺的现实主义悲剧作品创作的出发点与归宿点完全是为了拯救犹如“跌在沼泽里的羸马”一样的国民。
  “五四运动”前后所带来的新的文学思潮或者说“文学革命”的观念应该说对曹禺产生过影响,尤其是“易卜生号”对“易卜生主义”的宣传、易卜生作品的推介与传播必然会在曹禺心目中烙下深刻的印象。
  此时,孤独而忧郁的曹禺也正在寻找一种自我情感的突围的方式,想要获得一种真正的自由精神。他大量阅读易卜生的作品,研究他的写作方法,分析其作品的思想内容。曹禺曾认真解读过易卜生的《娜拉》、《国民公敌》、《建筑师》、《当我们死人醒来的时候》等多部作品,认为《国民公敌》写得最为出色,并将之视为榜样。不可怀疑,曹禺走上批判现实主义剧作道路无疑是受到了《新青年》所倡导的“易卜生主义”深刻的影响的,他寻找到了一种精神突围的方式,一种宣泄情绪的手段,一种扞卫人的尊严的有力武器;他关注社会关注人生关注女性关注宗教等等,写下了中国文学史上中国戏剧史上不朽的篇章。
  五
  上一个世纪的30年代乃至40年代,中国的文艺思潮也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浪漫主义文学开始转型,现实主义文学也形成了“普罗现实主义”(或曰新写实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两种派别。普罗现实主义属于一种“红色”的文艺思潮,它强调文学为政治服务和文学的革命性,于是,在左翼作家中产生了大量的普罗现实主义作品;而曹禺却选择了一条新的探索道路,即对人道主义进行探索的道路,他的理想世界充满人文情怀和浪漫精神,他另辟蹊径,从别的角度去思考人生、思考现实、思考世界。
  “曹禺是作为一个杰出的现实主义剧作家出现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和中国现代戏剧史上的。他的现实主义,不仅凝聚着独特的个性创作,他的艺术独特和贡献,形成了他诗化现实主义风格,而且比较集中地体现着中国话剧艺术现实主义的宝贵传统”。[10]的确,曹禺在他的悲剧作品的创作中一方面秉持着严肃的现实主义的风格,另一方面又怀有浪漫主义的情绪,又将其剧作“诗化”。他在艺术创作上的这种美学选择,我觉得是当时各种艺术创作流派在曹禺心中交汇、碰撞的结果。除此之外,更大程度上还是曹禺的个性使然,青少年时代的生活影响深深植根于曹禺的心灵深处。那些充满撕裂、冲突、暴戾、苦难的现实,那些在这种生活怪圈中苟活着的人们,他们的灵魂要么被扭曲,沉沦着、堕落着、变异着;要么在迷茫中苦苦挣扎,发出一种隐隐的呻吟,寻找着生活与精神的突围。面对着社会中的种种怪象,年轻的曹禺按捺不住内心的冲动。他说:
  “这些年在这光怪陆离的社会里流荡着,我看见过多少梦魇一般的可怖的人事……它们化成多少严重的问题,死命地突击这我。
  这种苦闷日深一日,挣扎中,一间屋子锁住了我,偶有所得,就狂喜一阵,以为自己搜寻出一条大道……
  这些失眠的夜晚,困兽似地在一间笼子大的屋子里踱过来,拖过去,睁着一双布满了红丝的眼睛绝望地愣着神,看看低压在头上黑的屋顶,窗外昏黑的天空,四周漆黑的世界,一切都似乎埋进了坟墓,没有一丝动静……
  我绝望地嘶嘎着,那时我愿意一切都毁灭了吧,我如一只负伤的兽扑在地上,啮着咸丝丝的涩口的土壤。”[11]
  这是曹禺在《日出?跋》中的叙述,他要创作,他正在创作,他要举起手中的笔去揭露这可怕而肮脏的社会,“梦魇一般的可怖的人事”“突击”着他,一种前所未有的愤懑、煎灼、苦恼、焦虑撕裂着他,他的情绪爆发到了一种极致,他近乎疯狂——“绝望地嘶嘎”、摔碎了许多东西、扑伏在地“啮着咸丝丝的涩口的土壤”。
  虽说这是作者在创作《日出》时的心理状态与精神状态;但我想,曹禺的每一部作品的创作都饱含着作者的愤懑与悲悯情绪,都深刻展示了他对人性、人生、人心进行解剖的非凡的艺术想象力,以及充分表达了他那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探究的不可动摇的决心,为这可怖的世界和生活其间的人们寻找着出路,哪怕是不知所措,哪怕是一片迷茫。“他那时的憧憬,总是为激荡的现实所冲击,民族的灾难打破了他的迷梦,使他变得躁动不安。”[12]因此,我们也不能排除,由于长期受到心理压抑和精神折冲,曹禺的所有创作是他所做的一次又一次的自我精神困境的突围。
  首先,他将笔锋直指中国传统的父权和夫权,所批判的就是一种专制主义。《雷雨》剧中的每一个人物却都深深地烙上了曹禺的青少年时代伤痛的情感,他们的命运逻辑都是曹禺倾情演绎的。曹禺在《雷雨?序》中说:“我爱着《雷雨》如欢喜在溶冰后的春天,看一个活泼的孩子在日光下跳跃,或如在粼粼的野塘边偶然听得一声青蛙那样的欣悦。”可见,年轻曹禺的一种浪漫情怀溢于言表,他在手法上、技巧上追求着一种符合西方“三一律”戏剧美学标准的同时,也在追求着内心的一种平衡,或者说是一种心理超越,他沉醉在一个自我认知的世界里,他通过自己的情感、理想进行着一种艺术创作,并作出自己对现实世界以及未来世界的一种悲情解读。
  在创作《日出》时,曹禺不知该挨过多少煎熬的夜晚,《老子》、《佛经》、《圣经》等圣哲们的书籍抚慰着他,他“流着眼泪,赞美着这些伟大的孤独的心灵”,他认为这些圣哲们“怀着悲哀驮负人间的酸辛,为这些不肖的子孙开辟大道”;然而,他“更恨人群中一些冥顽不灵的自命为‘人’的这一类动物”。可见,曹禺的内心世界充满着一种对圣哲们伟大孤独心灵的景仰之情;但他却正视现实,在那旷野里“凄厉的唤声”深深地刺痛着曹禺,他希望“看到平地轰起一声巨雷,把这群盘踞在地面上的魑魅魍魉击个糜烂,哪怕因而大陆便沉为海”。曹禺一直将自己的理想追求与这个现实世界严格地区分开来,《日出》的创作,无疑是用来强化自己孤独的感受,强化自己内心世界的那种愤懑、焦虑与美好憧憬。“我又看见一片新天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这是曹禺在《日出》剧本前引用的《启示录》第二十一章中的话语,便是曹禺思想与情感的深刻的注脚。剧中陈白露的道白“太阳升起来了黑暗留在后面。但是太阳不是我们的……”,同是表达了曹禺的心理状态,在他满怀激情地预测未来的世界时候,但又怀有一种感伤的情绪。
  《原野》这部剧作,展示的是人性的冲突与较量,是作者对复杂人性的一种深刻解剖,作者在一种悲情中诉说着剧中人物的爱恨情仇。“那金子铺满的地方”,虽说是剧中人物焦花氏所向往的美好生活,但也是作者为剧中人物在寻找一种人生的理想归宿。
  “《北京人》,呈现的应当是当时旧中国封建文化传统的病态图景。从剧中主要人物的命运这个角度讲,这部剧无疑是一个悲剧。曾家曾经有过诗书礼仪钟鸣鼎食的辉煌,如今已经是处于衰弱不堪难以为继的窘境。世家儿孙趋于颓败,这就预示着封建传统文化血脉的斩断与彻底崩溃。”[13]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发展与延续,存在着腐朽与僵化的一面,作者对新文化的一种追求与向往在剧作中有所体现,作品中所塑造的人物愫方、瑞贞、曾霆等,“他们的腿和脚虽然已被埋在腐烂的泥坑里,他们的眼睛还在追寻着阳光”,作者通过对剧中人物的描写,直接或者间接地抒发了自己对传统文化的强烈不满以及对新生代所寄予的希望,将一种焦虑、忧愁升华为一种完美的文化情怀和对社会理想的憧憬。这部作品不像《雷雨》所写的人物那样,该走的而没有走,不该走的却走了;正好相反,如作者所言这部剧中的人物该死亡的都死亡了,该活着的都活着。也许这是作者留给未来世界的一丝微弱的光亮。
  结? 语
  曹禺的悲剧作品,太像一团团在黑暗世界中燃烧的火把,它烛照着中国的剧坛,烛照着观众的心灵,烛照着整个中国社会;它那熊熊燃烧时所爆裂出的声响,给这个沉寂的世界带来前所未有的震撼!他的悲剧作品,又太像一首首抒情诗,太像一支支奏鸣曲,在悲情中演绎着瑰丽的艺术想象;在对严酷的现实描写中充满对理想的向往与歌唱。批判龌龊揭露黑暗,追求着圣洁与光明;鞭挞邪恶痛斥腐朽,追求着纯美与正义,这便是曹禺所走的诗化的批判现实主义剧作之路,也是他充满悲情而追寻美好理想的个人精神突围的人生之路。
  曹禺的人格特质决定了他的悲剧作品的特质——悲情浪漫中充溢着对现实的强烈的批判精神。一个满怀悲悯情怀的孤独者的呐喊,必将化作历史的永恒!
  参考文献:
  [1] [2] [3] [4][9]《曹禺自述》M京华出版社2005年10月第1版第3、4、5、106、62页。
  [5] 引自田本相、阿鹰编着《曹禺年谱长编》上卷M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年1月第1版第83页。
  [6]田本相、刘一军着《苦闷的灵魂——曹禺访谈录》M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1月第1版第113页。
  [7]鲁迅文集《呐喊》M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万卷出版公司2015年10月第1版第1、2页。
  [8]胡星亮着《中国现代戏剧论集》M中国戏剧出版社2010年10月北京第1版第145页。
  [10]田本相着《曹禺探知录》M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6年3月第1版第41页。
  [11]曹禺着《曹禺选集》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3月第1版第381、382、383页。
  [12]田本相着《曹禺的青少年时代》M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人民出版社2012年12月第2版第244页。
  [13]《时代文学》J 2012年第5期第206页 左边《生命“存在”与“死亡”的哲学张力——曹禺剧作中悲剧意象的解析》。
  2018.6.28完稿
  2018.7.16修改
  作? ? 者:左? 边(汉族1956.1湖北潜江人)
  职? ? 称:教? 授(主要研究方向:文学理论)
  工作单位:江汉艺术职业学院
  地? ? 址:湖北省潜江市园林镇师范路16#
  邮? ? 编:433100
  邮? ? 箱:hbjhysg@126.com
  曹禺戏剧悲剧性生成探讨
  ——以作品《雷雨》《日出》《原野》为例
  王木祥? 万至凤
  (江汉艺术职业学院,湖北? 潜江? 433199)
  [摘要]曹禺被誉为“东方的莎士比亚”,其作品之所以打动人心,重点在于作品的悲剧性。戏剧情境的营造、“复仇”“恋母”等传统因素的运用和“发转”发现”等情节的安排是曹禺戏剧中的悲剧性要素,而古希腊命运悲剧的影响和儿童时期创伤性的经验是曹禺戏剧悲剧性生成的深层原因。
  [关键词]曹禺戏剧;戏剧情境;创伤性经验;悲剧性
  曹禺的前期作品有《雷雨》(1934年)《日出》(1935年)《原野》(1937)。《雷雨》以1925年前后的中国社会为背景,描写了一个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资产阶级家庭悲剧,剧中以两个家庭、八个人物、三十年的恩怨为主线,在叙述家庭矛盾、怒斥封建顽固思想的同时,反映了更为深层的社会及时代问题。该剧是一出家庭悲剧,也是一出命运悲剧。《日出》以20世纪30年代天津为背景,以“交际花”陈白露的华丽客厅和翠喜所在的三等妓院“宝和下处”为具体地点,展示了“有余”和“不足”两个社会阶层完全不同的生存状态,实现了对“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社会的揭露。该剧是一出反映人生的社会问题剧。《原野》是一部描写中国农村的作品。这个冤冤相报的复仇故事,蕴涵着深沉而矛盾的人物情感并展现出复杂鲜明的人物性格,它不仅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表现被压迫、被摧残的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还发掘了人性的复杂多面性。该剧是一出性格悲剧。
  无论是家庭悲剧、命运悲剧、社会问题剧还是性格悲剧,曹禺的戏剧都给人极其震撼的悲剧性效果。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性的特殊效果在于引起人们的怜悯和恐惧之情,且一个人遭遇不应该遭遇的厄运才能达到这种效果;鲁迅说“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是悲剧性的。有时悲剧性也产生于由自身的缺陷和过失而引起的毁灭。笔者对曹禺戏剧的悲剧性分析如下。
  一、曹禺戏剧中的悲剧性要素
  1. 1.戏剧情境的营造
  “戏剧情境主要表现为剧中人物活动的具体的时空环境,对人物发生影响的事件的具体情况和人物之间的关系。” [1]在《雷雨》第四幕中,侍萍和鲁大海因为担心四凤出事到周公馆找她,蘩漪带周冲阻止周萍带四凤走,周朴园也闻声而至,剧中的人物齐聚在一起。作者通过情节的安排,将侍萍又一次推到了周公馆,营造了周朴园和鲁侍萍又一次见面的情境。周朴园以为侍萍前来认儿子,让周萍跪下认自己的生母。严酷的乱伦现实让四凤无法承受,她冲向花园,碰到漏电的电线而死,周冲去救她也触电身亡,周萍开枪自杀了。这三人死亡的悲剧效果全在于作者对情节的编排以及对戏剧情境的营造。
  2.“复仇”“恋母”等传统因素的运用
  “母题是指源于传统的、不可再分的‘最基本的情节因素’,如西方文学中常见的错认身份、老少婚配、儿子寻父、子女对父亲的忘恩负义,等等,以及中国文学中常见的幻化、离魂、闺怨、复仇等。” [2]曹禺戏剧中运用了“复仇”这一中国文学中常见的母题。如《原野》以仇虎逃狱归来,向焦阎王寻仇为线索而展开;《雷雨》中的蘩漪阻止周萍离开,就是带着因爱生恨的复仇心理。正是作者对“复仇”这一母题的运用,把握住了民族文化和民族审美心态,引起读者的共鸣,产生了深广的悲剧效果。
  恋母情结又称为俄狄浦斯情结。弗洛伊德认为,儿童在性发展的对象选择时期,开始向外界寻求性对象。对于幼儿,这个对象首先是双亲,男孩以母亲为选择对象而女孩则常以父亲的选择对象。在《雷雨》中,蘩漪转述周萍的话道“你说你恨你的父亲,你说过,你愿他死,就是犯了灭伦的罪也干。” [3]可以看出早期的周萍有弑父的心态。而引诱后母就是恋母情结的投射。恋母情结暗示着一般人身上有极为原始的感觉,对许多人常造成非常大的惊吓。所以当戏剧题材中运用“恋母”这种因素时,会让能产生恐惧心理,达到悲剧的效果。
  3.“反转”“发现”的情节安排
  亚里士多德指出:“另一点需要注意的,是悲剧影响我们情绪的两个最重要的方法:‘反转’和‘发现’,这两者是情节的基本要素。” [4]《雷雨》中就运用了“反转”和“发现”。“反转是事物从一个状态转向相反的方面。” [5]“像‘发现’这个词本身所暗示的,它是指从不知道知的转变,面临好运和厄运的两个人,由这个‘发现’而导致或爱或恨的关系。” [6]在《雷雨》第四幕中,周萍赢得了四凤家人的支持,准备带四凤离开,摆脱蘩漪的纠缠,脱离沉闷的家庭,看似是个好的结局。可随着周朴园和鲁侍萍的再次相见,周萍生母的身份浮出水面。周萍对生母的情况又不知到知,这一发现反而加重了周萍的罪恶感,让他们陷入了兄妹乱伦的罪恶,于是形势突转,周萍羞愧自杀,最终落得个不好的结局。在《雷雨》的情节设计中,“发现”和“反转”同时出现,导致了人物不幸的结局,引起观众怜悯或恐惧的情绪。“我们的怜悯之心,是由于感觉某人遭受了不应遭受的灾难而产生。” [7]正是由于“发转”和“发现”的情节设置,引起了读者的怜悯同情之心,产生了悲剧的效果。
  二、生成曹禺戏剧悲剧性的原因
  曹禺的戏剧蕴含了众多的悲剧性要素,而悲剧性的文学创作与古希腊悲剧和儿童时期创伤性的经验有关。下面将就生成曹禺戏剧悲剧性的原因作如下分析。
  1. 1.儿童时期的创伤性经验
  创伤性经验是指那些能够引起心理、情绪甚至生理的不正常状态的记忆。弗洛伊德认为,人的创伤经历,特别是童年的创伤经历,对人的一生都有重要影响。在曹禺五、六岁时,公馆的奶妈与继母薛咏南之间有些不愉快,奶妈为了报复薛咏南,便偷偷地把曹禺生母离世的事实告诉了他。在得知这一遭遇后,曹禺心中总有抹不去的伤痛,总感到自己是一个没有母亲的孩子。正是由于这一儿童时期的创伤性经验,曹禺笔下的人物形象和行为也受到影响,比如《雷雨》中塑造的周萍也是从小缺少母爱,以为自己的生母早死了。周萍也因为缺少母爱,憎恨父亲,引诱了在年龄上大自己几岁的后母繁漪,妄图从年龄稍长的女性身上找到母爱,这是为了补偿母爱缺失的一种表现。这一人物形象因为恋母情结犯了乱伦大忌,最终落得悲惨的结局。这些悲剧性情节的设置固然和曹禺深受古希腊悲剧故事影响有关,也和儿童时期丧母的创伤性经验有关。
  严厉的父亲形象也对曹禺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影响。曹禺的父亲万德尊,军人出身,脾气很坏,动不动就对仆人发火,有一段时间曹禺很怕他,加上父亲和哥哥的关系很差,所以曹禺不喜欢自己的家,觉得家里很沉闷、别扭。这样的家庭环境和父亲形象也影响了曹禺的创作。《雷雨》中的周朴园身上就有万德尊的影子,虽然都留过洋,骨子里封建家长制的思想很严重。《雷雨》中的地点周公馆郁热,让人烦躁,这和曹禺对自己家庭的感觉是一样的。
  2. 2.古希腊悲剧的影响
  曹禺的戏剧创作受到哪些作家的影响,连他自己也难以说清。“我是我自己——
  一个渺小的自己!我不能窥探这些大师们的艰深,犹如黑夜的甲虫想象不来白昼的明朗。在过去的十几年,固然也读过几本戏,演过几次戏。但尽管我用了力量来思索,我追忆不出哪一点是在故意模拟谁。” [8]曹禺小时候家境优越,跟着继母薛咏南看过很多旧戏。进入中学后,受老师张彭春的影响,演过一些文明戏,也改编过易仆生的戏剧。在南开大学读书期间,曹禺已经接触了不少文艺理论方面的书籍,后来转学到清华后,清华图书馆里和戏剧相关的丰富书籍,为曹禺打开了更广阔的戏剧天地。他开始系统地梳理西方戏剧发展史,此外还阅读戏剧理论,从希腊悲剧到现代的奥尼尔,从莎士比亚到契诃夫、高尔基,而莫里哀、雨果、大仲马、小仲马、歌德、席勒、王尔德、萧伯纳……这些着名作家的作品都被他列入了系统阅读的计划中。曹禺的成名作《雷雨》,创作灵感纵然与他的生活经历密切相关,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大量的阅读促进了曹禺对身边人和事的思考,从而催生了《雷雨》的出现和成功。
  《雷雨》中的命运观念和古希腊悲剧中的命运观念不谋而合。《俄狄浦斯王》展示了富有典型意义的希腊悲剧冲突——人跟命运的冲突。主人公俄狄浦斯在跟命运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坚强意志和英雄行为让人敬畏但结局是悲惨的,人依然无法摆脱命运的束缚。《雷雨》中的人物也是如此。鲁侍萍被周家抛弃,大年三十的时候被赶走,受了三十年的苦,为了女儿,鬼使神差地回到了周公馆,揭开了三十年前的往事,导致了一双儿女的自杀,无法摆脱命运的安排。周萍悔恨自己和后母不清不楚的关系,将情感寄托到四凤身上,准备带着四凤离开,却依然走不出乱伦的禁区,无法摆脱命运的安排。正如曹禺所说:“我念起人类是怎样可怜的动物,带着踌躇满志的心情,仿佛自己来主宰自己的命运,而时常不能自己来主宰着。受着自己——情感的或者理解的——捉弄,一种不可知的力量的,机遇的或者环境的——捉弄。” [9]这里的“不可知的力量”,希腊的戏剧家们称之为“命运”。
  《雷雨》中的人物性格和古希腊人物性格有相似之处。在希腊悲剧中,美狄亚是科尔喀斯城邦的公主,爱上了来到岛上寻找金羊毛的伊阿宋王子一见钟情,不料对方后来移情别恋,美狄亚由爱生恨,将自己亲生的两名稚子杀害以泄愤,酿成了悲剧。美狄亚这种“不是爱,便是恨”的极端性格,和《雷雨》中的繁漪、《原野》中的仇虎有些相似。繁漪为了留住周萍,不惜拉上自己的儿子周冲,让他去追逐四凤,破坏周萍和四凤的关系。当周冲有些退缩,准备放四凤走的时候,繁漪气愤地说道:“你不是我的儿子;你不像我,你——你简直是条死猪!” [10]为了追逐自己的情感寄托,对亲生儿子也不管不顾,甚至变成了向情人报复的工具,这一点,繁漪和美狄亚的做法类似。正如《雷雨》旁白中对繁漪爱憎分明的性格描述一样:“她会爱你如一只饿了三天的狗咬着它最喜欢的骨头,她恨起你来也会像只恶狗狺狺地,不,多不声不响地恨恨地吃了你的。” [11]《原野》中的仇虎,背负家仇,不惜向昔日的朋友大星下手,这种极端的性格也和美狄亚类似。
  结语
  曹禺说:“遇事绝不采取和平、中庸、妥协的办法??????我们应该有自己绝对的喜怒,不能对任何事情,说喜欢吧,不见得;说不喜欢吧,倒也过得去。这是不生不死的态度。” [12]对于曹禺笔下的悲剧人物也是如此,性格上是要有些极端的,比如繁漪和仇虎。悲剧的精神不是指成功的精神,而要从坚持不懈,勇往直前的气魄里去体会。《雷雨》当中以鲁大海为代表的觉醒的工人阶级,《日出》中打地基的小工们,《原野》结尾处仇虎向金子讲述的那帮朋友。这些人物形象使我们振奋,使我们勇敢,使我们终于看见光明,获得胜利,这就是曹禺悲剧的精神。作者:王木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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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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